一、“南京云锦”的历史文化内涵

　　由于历史的原因,“南京云锦”是专为帝王将相、王妃公主们做服饰的,所以在“南京云锦”的制成品上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所谓传统文化是外在于人心的一些客观的东西,如某些器物、典章、制度等主体以外的东西,或者说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物化”。因此,作为文物的“南京云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物”,认真研究分析它,可以解读出与那一段历史时期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

　　1.帝王服饰体现了“王权神授”的观念。

　　历代帝王自命“真龙天子”,受命于天,驾临人世,统治众生,于是在服饰上大量使用传说中的神兽“龙”的形象,非帝王不准用,以示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如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光绪皇帝御用龙纹褂,在石青色素缎地上,于前胸、后背、肩部织团花五爪正龙、前后襟织团花坐龙、袖端织行龙,褂端和下摆斜向排列曲线形水脚,水脚上层叠八宝平水,除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外,还隐喻着“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2.帝王服饰是繁文褥节的封建礼仪的证物。

　　如明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皇帝及太子亲王们在祭天地、宗庙时要服用冕服,其余场所都不许用(后来在册立、登极、正旦、冬至等大典亦用之)。其他场合用常服和燕弁服。文武官员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时服“朝服”。凡每日早晚朝奏事、传班、谢恩、见辞时服“公服”。一般服“常服”。如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龙袍,用黄缎制,前后织团龙十二;肩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前身宗彝、藻、火、粉末、黼、黻六章,即十二章纹样,腰束玉带,戴翼善冠,应为衮服,这和《历代帝王像》中的明宪宗像所著服相近。《清代帝后像》中的孝淑睿皇后(仁宗嘉庆后)像上所著服饰应是冬夏两种朝服中的冬朝袍三式中没有折裥的一式。其朝服外加朝褂……也是朝褂三式中都不打裥的一式,前后织立龙各二,……在襟及下裙处用团“寿”字及蝙蝠纹,即所谓万福万寿。

　　3.帝王百官服饰是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反映。

　　如前所述的冕服只有皇帝、太子亲王们用之,公侯以下品官不得服用。文武官员的服饰也有森严的等级差别,明代文武一般公服,按官品等级不同,颜色花纹各有区别。大官红袍,中等青、绿袍,小官檀或褐绿袍。花朵也分大小,小官无花纹。……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

　　而更明显的区别标志是补子,文禽武兽,胸背各一,明代比清代的大些,约40厘米。常服用补子分别品级:公侯、驸马、伯用织麒麟、文官一品织仙鹤、二品织锦鸡、三品织孔雀、四品织云雁、五品织白鹇、六品织鹭鸶、七品织鸿雁、八品织黄鹂、九品织鹌鹑、杂品织练鹊、凤宪官皆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织狮子、三、四品织虎豹、五品织熊罴、六、七品织彪、八品织犀牛、九品织海马。到了清代,龙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穿用,皇子只能穿龙褂。蟒袍上织着蟒纹,蟒袍上自皇子下至九品乃至未入流者皆有,主要以服色及蟒的多少区别官职。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亲王和郡王须赏赐后才能用金黄色。自贝勒以下曾赐五爪蟒纹者才能穿用;自武二品和文三品以上则可织独蟒,文四品以下织八蟒,文七品以下织五蟒,且都是四爪的。文官官员的补也与明代略有不同的地方是:清代文二品织孔雀、八品织鹌鹑、九品织练鹊;武二品织麒麟、三品织豹、四品织虎、五品织熊、七品八品织犀牛,余皆相同。

　　皇帝对文武百官赏赐的服饰称“赐服”,大多以特恩,如竭陵、大阅、陪祀、监修实录、开经筵等场合服之。一种情况是官品未达到应服的,如未至一品而佩玉带,正二品而赐服公、侯的麒麟服,或品级低而赐服高一、二级如仙鹤服;另一种是赐蟒衣、飞鱼、斗牛服。因为蟒是象龙的纹样,只比龙少一爪而已,所以极为尊贵,需要赏赐才能服用。如前述的明嘉靖皇帝命南京织造的,赐给权相严嵩的,后在抄没严嵩财产中就有“大红织金过肩蟒缎”、“织金妆花斗牛缎的圆领”等。而蟒级中尤以坐蟒为极,历来人臣的赐服亦以赐坐蟒纹服饰的规格最高,明代对大帅的赐蟒始于兵部尚书王骥(约在宣德、正统后),对阁臣赐蟒衣始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当时赐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而戚继光则以平倭功绩而得赐蟒衣。

　　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尊严,明清二朝曾多次三令五申:文武百官各服其制,不得僭越。如明万历、崇祯间,因武将们不按品级用补,而重行申饬。清康熙九年(1670年)定:民公(民公即异姓之封爵者)以下有顶带官员以上禁止穿五爪蟒缎,后又规定团龙褂非上赐不得用五爪团龙、四团龙,蟒袍不是特赐的不能用金黄色。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在赐太保年羹尧自裁的罪状中,有关服饰方面僭越的计四条,其犯狂悖之罪中有关服饰的违例有二条。清朝还规定:若僭用违禁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徙三年;工匠杖一百,违禁物入宫,货卖者杖一百。

　　4.“南京云锦”的官府垄断与民间织业的崛起。

　　元、明、清三朝,“南京云锦”一直是宫廷御用的贡品,一直由官府垄断生产,这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如清光诸《大清会典事例》中说顺治初年定,御制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比如皇帝龙袍,就照例由当时如意馆(在今北海公园画舫斋内)第一流工师精密设计作出图样,经过皇帝亲自审定认可后,才派专差急送南京,由织造监督,计算出各道工序,每件衣服用料若干,用工若干……作成后……按时派专官护送到京。今存“南京云锦”文物上的款识就真实地反映了官府严密督办的情况,如南京博物院和南京云锦研究所中收藏的作为贡品的锦缎匹料的缎尾就有:“江南织造庆林”、“江南织造臣增崇”、“江南织造臣七十四”、“江宁织造高晋”、“江南织局内造”等款识。另外前述定陵出土的锦缎织料的封签上标有“江宁”、“上元”的织匠和染匠的名款,可见官府督造已经具体落实到主管官府、分管官员以及生产者的头上。

　　明清帝王的奢侈、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使朝廷对特制锦缎的需要有增无已,从开始的三万到后来的十几万匹甚至更多,不断加码,这使江宁、苏杭三织造不堪重负。于是江宁民间机房织造的锦缎,也成了宫廷和官锦缎的重要来源。明成化间官府规定民间丝织手工业者要到官府登记,每年要无偿服徭役于官织染局,因遭到工匠逃役反抗而废除。明代后期,宫廷需要的锦缎,官办织造已供不应求。于是官府采用“领织”、“收购”、“采办”等方式向民间机户购求以补不足。清初官府又对南京民间机房限制不得过百张,且要纳税金。康熙间曹寅具文奏免,促进了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至道光间织机已发展到三万多台,城乡丝织机台数达五万有余。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宁织局奉职裁撤,宫廷所需云锦,每年委派专员来南京向民间机房采办。据记载至清末,南京本地缎商经营云锦产销业务的“号家”有“涂东源”、“王家和”、“林三合”、“陆家义”、“祁承业”、“张国恩”(即“张象发”)等家。(北)京帮在南京设庄采购的……“号家”有“兴盛义”、“兴盛泰”、“正源兴”(即中兴源丝厂的联号)、“恒义昌”、“三义广”、“天巨成”、“永兴”、“启源”、“裕丰信”、“永益”等十余家。南京博物院和南京云锦研究所收藏的“南京云锦”实物如“青色冰梅纹库锦匹料”的缎尾有“金陵涂东元玉记库金”款,“红地牡丹天华锦”的缎尾有“金陵张象发本机库金”款等,这些题记反映了御用锦缎从官府垄断到向民间购买这一历史变迁。

       二、“南京云锦”的科学、艺术参考价值

　　1.“南京云锦”是独特的织造工艺的杰作。

　　被古人称作“寸锦寸金”的“南京云锦”是用5 6米长、4米高、1 4米宽的大花楼木质提花机,由上下两人配合操作生产出来的。其中“挑花结本”是一道关键工序,它用古老的结绳记事的方法,把花纹图案色彩转变为织造程序,再上机进行织造。其工艺技术要求很高,实际上是一种以线为材料,进行储存纹样程序的创作设计过程。他不仅要把纹样按织物具体规格要求,计算“分寸秒忽”,将纹样在每一根丝上的细腻变化表现出来,还要按纹样图案的规律,把繁杂的色彩进行最大限度的同类合并,编结成一本能上机织造,让织手读懂的织造程序花本。此外还有“通经断纬”、“挖花盘织”、“逐花异色”、用纹刀织扁金、织成等技术工艺,目前仍只能由云锦艺人们用手工操作来完成。其创作的独特性和杰出性,体现了它特殊的科学价值。